音乐学者缺席艺术学界，或因没有好的切入点 | 争鸣

艺术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11年提升了学科地位，这说明它在日益增长的艺术生活需求中的时代价值日益凸显。在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等5个一级学科的发展中，升级后的各专业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扩展。但在艺术学门类的百舸争流中，原来在艺术学界活跃的音乐学者在艺术学理论探研之中反而弱势了。我曾以《艺术学界缘何少有音乐学者的身影？》倡导音乐学者激流勇进，迎头赶上，但并未提起学者们的兴致，有些学校的艺术学理论建设反而更加退步了，这不能不引起重视。以我分析来看，无法找到好的切入点，可能是原因之一。

切入点之一可从实证主义入手。目前所见的艺术学理论成果多以历代经典的书画、戏剧造像及其典籍等为主，所以，一些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及美术学见长的美术学院、艺术学院等成为艺术学理论的领跑者。随着于润洋、钱仁康等综合能力强的学者仙逝，音乐学院的发展态势大幅度锐减。但实际上，音乐学领域也有大量的实物可用于实证主义研究之中，如乐舞图像、乐谱、出土乐器、音乐典籍等，尤为可喜的是，这些史料多已出版，音乐学者们可以大展拳脚从此切入。实证主义本来也是音乐学研究的特长，只不过其研究的视角可能仅局限于本体之中，从而使其实证没有扩展到艺术普遍性的层面。

切入点之二可从理性辨析入手。目前所见的大量推理论证类的艺术学理论成果，也是多集中于上述三类院校，音乐学院鲜有学者参与。艺术学理论分为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三方面研究视域，它们都非常注重理性辨析。音乐学者在音乐史、音乐批评乃至自身学科理论中有其优势，但可能是为了更为深入研究缘故，侧重本体技艺的分析，从而弱视或不顾旁支学科的交叉、综合辨析，这与艺术学理论的理性辨析是不相符合的。但我想，音乐领域拥有着丰富音乐史料、成熟专业的发展、繁兴的音乐演出及强大的评论队伍，只要稍加变通，音乐学者就会在艺术学理论的理性辨析之路中发挥其潜在优势。

切入点之三可从宏观视角入手。作为“普通艺术学”和“一般艺术学”的艺术学理论，注重从宏观或整体上寻求研究对象的共性特征或一般意义的辨析（彭吉象语），而音乐学界一般都不屑于统而论之、大而化之的研究选题，其实是没有看到这其中所掩藏着的深刻的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宏观、整体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从这些普遍性中辨析出特殊性，运用艺术学理论切入到音乐学中是值得倡导的研究视角，再结合“历史观点”“美学观点”相统一的原则，这样的“大题”是可以驾驭并实现突破或创新视角的。中国音乐史料挖掘的方式及角度已经极为多样，近年来兴起的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等具有交叉特点的学科，都可为音乐学宏观、整体地切入艺术学理论提供新材料。

切入点之四可从实践辨析入手。艺术学理论注重艺术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注意社会基础与思想理论的辩证统一关系，音乐学的广泛社会群众基础和思想引领的高度，是其实践基础上理论辨析两相结合的优势所在。如：在2020年的抗击疫情过程中，音乐学者们创作的优秀疫情歌曲也对战“疫”功效发挥了突出作用，再加上音乐作品渗透能力优于其他艺术形式，其艺术存在的价值也就更为突出，社会意识的影响也就更加明显。可惜的是，这些疫情歌曲及其演绎的社会基础性贡献并未在此后的思想理论辨析中得到进一步挖掘。由此来看，只有加强音乐实践的辨析，才能凸显音乐学在艺术学理论研究上的特点，才能发挥音乐学者在艺术学理论中的作用，才能进而凸显他们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中的学术身份。

艺术学理论大厦的建构需要音乐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等学科的协调发展，哪一方面跟不上，都会影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艺术生活需求。“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娄上》）巧妙地找到好的切入口，会使音乐学者快速进入艺术学理论学科建构的整体之中，以各自的艺术规律，成就整体性艺术大厦之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