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闭幕，今年音乐家代表委员都关注了什么？

编者按：3月10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在北京闭幕。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2022年全国两会音乐界代表委员们都关注了哪些议题？本报带您直击代表委员们的关注焦点。

叶小钢（提案人）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院长

张立萍（联署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

让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招收艺术生

与国际招考制度接轨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提出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国家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试验区，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要枢纽，以及内地与港澳教育全面合作发展生动典范，建成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国际教育示范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纷纷到广东办学，双方发挥自身优势，资源互补。但是在招收艺术生方面，2019年以来，教育部规定除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外，一般不允许高校组织校考，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处境尴尬，一流教育资源只能招收末流学生，极大地违背艺术教育规律，引起香港教育界、文化界同行的不解甚至诟病。因此，建议适度放开粤港两地合作高校招收艺术生校考的权力。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音乐学院、深圳市政府投资约17.5亿元委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筹建的“十大文化设施”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聘任多位蜚声国际的音乐家、表演艺术家作为首批师资，目标定位是立足粤港澳，面向全国、面向亚洲与世界，建成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水平的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新标杆。然而，就是这样一所软硬件和师资都堪称一流的音乐学院，2021年秋季首次招生遭遇尴尬。教师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首次高考方式录取的学生，高考文化课分数虽高，但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艺术素养，都不具备在音乐学院进行专业学习的能力，学校不得不调整原来的授课计划，从最基础的拉空弦、音阶开始教，而这些是普通音乐老师就能胜任的。权威专家指出：从专业的角度说，这些学生已经错失学习专业音乐技能的最佳训练时间，大学本科四年的时间不足以使其达到舞台表演的程度。

全世界自有艺术院校以来，招生考试无不是老师直接面对考生，以便在最准确的艺术判断下选拔最有可能成为艺术家的考生。中国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艺术院校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艺术考试均用这个国际通用的艺术选拔人才方式为中华民族培养了无数艺术家，为国家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目前教育部定下的这个一刀切考试方式，对艺术教育规律有所违背，给国家艺术教育的投入以及广大艺考生甚至家庭带来伤害，损害了中国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整体利益。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的案例看，在录取前如果没有学校专业老师的考试，该音乐学院难以办成国际一流的高等音乐学府；违背了政府办学的初衷，给国家建设大湾区的战略部署带来极大损害，并且难以留住那些慕名而来、想一展身手的国际知名音乐家和教授们到大湾区发展；同时，如果将来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时，因为专业水平不够，很难拿到大学学位，寻找适当的专业工作会有困难，这不仅伤害学生的终极利益，也将导致香港学术界、音乐界对内地教育机制产生误解歧视，并在国际上引发诸多负面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的招生现状对于其他香港高校以及世界知名艺术类大学在内地发展有着寒蝉效应，阻碍国内艺术人才培养及其国际化交流与发展，受到损失的是中国艺术教育的国际声誉。

建议：

一、请相关主管部门支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等大湾区两地合作办学高校与国际艺术院校招考制度接轨，尽快批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的校考资格，让学院真正招收到一流的学生。

二、给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关高校艺术类招生在招考制度、学科设置、教学质量等方面先行先试，享受与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类艺术院校同等招生待遇。

三、香港的文化艺术市场发展相对成熟，有着成熟的艺术产业体系和运营机制。未来大湾区高校音乐学院将通过举办活动、推展项目等方式，把散布在大湾区的文化点盘活，同时吸引香港的优秀艺术项目进来，让两地在文化艺术领域有效实现优势互补；打造重大国际型音乐赛事、国际性音乐季或音乐节，创作多部具有大湾区及独具深港特色的代表作品；做到世界音乐界瞩目的音乐制高点、世界级音乐新型业态的中心，既让国际专业专业界认可，又能让本土群众喜闻乐见。

韩新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建议设立“中国音乐节”

音乐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和重要载体。目前，在中央批复保留的22项以“中国”或“全国”冠名的文艺类节庆展会活动中，戏剧、电影、电视、舞蹈、美术、摄影、曲艺、杂技等艺术门类均设有全国性奖项和相对应的节庆活动，如中国电影金鸡奖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舞蹈荷花奖及中国舞蹈节、中国电视金鹰奖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等。音乐领域虽然在全国也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音乐节，但基本上由地方政府或民间组织主导，比如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蓉城之秋”国际音乐季、迷笛音乐节、摩登天空音乐节、草莓音乐节、张北音乐节等，缺乏一项真正能够体现国家意志、弘扬民族精神、彰显人民心声的综合性、导向性以及具有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的国家级音乐节庆活动，而且音乐界惟一的国家级音乐奖项——中国音乐金钟奖，也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节庆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增进国际音乐艺术交流互鉴，唱响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议从国家战略层面设立“中国音乐节”。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音乐节”不设奖项，旨在集中全面展示新时代音乐艺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为不断涌现的各类优秀音乐人才搭建全国性高端交流展示平台。二是有利于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进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三是能更好地把各领域各层次的音乐工作者，特别是“音乐两新”最广泛地团结凝聚起来，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四是实现“评奖”和“办节”相辅相成、“两翼齐飞”，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音乐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中国音乐节”的设立和具体实施，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建议由相关主管单位统筹谋划，根据上述设立“中国音乐节”的重要意义予以论证、立项。为凸显“中国音乐节”的导向性、引领性和权威性，在具体实施方面，可参考借鉴“格莱美奖”等国际知名音乐评奖品牌，由相关行业组织领衔实施。

二是鉴于行业组织具有丰富的规划统筹、协调推进、支持保障的实践经验，地方政府具有通过承接国家级、品牌性活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建议成立由国家级行业组织具体规划、地方政府部门参与，并且与现有国家文艺类奖项和节庆活动相一致的组织架构，形成整体联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的运行机制。

三是建议在国家相关部门指导下，由行业组织召集各方面专家对“中国音乐节”的整体架构、组织模式、板块设计、宣传推广等进行充分论证，为“中国音乐节”的组织开展和有效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王黎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让更多民族民间音乐、戏曲等

经典艺术作品进教材

教材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育人育才的重要载体，教材建设是事关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教材建设，我国教材体系日益完善，结构不断优化，品种类型更加丰富，内容质量持续提升，育人功能显著增强，时代特征愈发凸显，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材建设工作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本人非常关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尤其是在如今“五育并举”、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大背景下，我特别关注经典艺术作品进入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的情况。今年我的提案是：让更多民族民间音乐、戏曲等经典艺术作品进入大中小学课程教材，不断增强课程教材建设的先进性与协同性。

在过去一年的履职过程中，我注意到目前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对国家的各项政策、要求贯彻落实得很到位，但部分教材的编写时间有些仓促，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在一体化、协同化建设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例如，一些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在一年，甚至几个月内就全部完成了，精雕细琢不够，把握学生实际、课程需求、教育教学规律不够。一本优秀的教材在突出育人导向、凝结智慧的同时，还要做到启智增慧，这十分考验教材编研人员的理论功底和专业能力。教材编研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世纪工程，必须坚持质量优先，树立精品意识，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材建设人才队伍，鼓励长期在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参与到教材建设中来。还可依托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充分发挥一流课程的优势，带动一流教材的编写。

经典艺术作品是艺术的重要载体。然而，民族民间音乐、戏曲等艺术作品在大中小学各学段的教科书上布局得还不够科学合理，没有很好地做到相互衔接、层层递进、螺旋上升。我们要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的认知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在小学阶段，由启蒙教育入手，通过介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各族民歌，引导学生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从小打好中国底色。在中学阶段，可较为系统地介绍民族民间音乐，引导学生体会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风格特点、文化内涵，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在大学阶段，除了民族民间音乐，还可加入戏曲、戏剧等经典作品内容，加强文化考察与专题研讨等环节设计，引导学生在厚植家国情怀、不断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同时，进行文化创新、理论创新。

刘月宁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中国音乐文化一起向未来

作为奋战在高校教学与管理一线的工作者，同时也是一直行走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前沿的亲历者与践行者，我长期致力于中国音乐海外传播和艺术美育教育的创新实践研究。以音乐为桥，讲好中国故事，与世界共享中华优秀文化，需要具有国际视野、中国心和丰富一线经验的中外传播分享使者。

中国音乐文化如何一起向未来？

首先，要建立新的“对话”方式。中国音乐文化想要真正被异文化听众所理解与喜爱，就需要特别注意了解被传播对象的需求，精心设计适合他们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欣赏习惯的新的传播角度，真正达成一种“对话”状态的双向交流。其次，要开拓新的运作模式。更多地鼓励国内外各类学会、协会、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让中国音乐海外传播事业真正成为集合全社会上下多种力量共同完成的事业。第三，要挖掘新的人才资源。目前大多数中国音乐海外传播活动还是以利用国内的人才资源为主，大量旅居海外的中国音乐家实质上处于各自分散的状态。他们虽身在海外但心系祖国，不仅自身有卓越的音乐素养和技巧，还非常了解所在地听众的音乐需求和喜好。建议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将海外音乐家群体组织起来，国内外联手共同规划和组织实施各类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活动，从而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要积极鼓励留学人员在中国音乐文化国际教育与传播事业中发挥核心作用，建立“体制内-体制外”的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建议相关部门出台专项政策，鼓励类似欧美同学会这样的留学人员联谊机构建立专业人才库，并为目前从事自由职业的留学人员架起参与体制内工作的桥梁，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与作用。同时，拓宽来华奖学金资助的专业范畴，鼓励更多外国人来华学习中国音乐。当前的中国音乐文化国际教育与传播更多集中于如何发展“走出去”的领域，但实际上任何健康而持久的交流都必须是双向的。我们还应在如何更为全面、深入和持久地“请进来”方面多下功夫，鼓励外国人到中国来学习，因为只有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学习中国音乐，才能够最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从而最终消除隔阂、杜绝偏见。

要设置一门如何对外国人开展中国音乐教学及文化传播活动的学科“国际音乐教育与传播”专业，为中国音乐对外交流事业建立长效、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机制。这门专业可视作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着重培养的是在各类涉外教育机构从事对外音乐教学，在涉外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相关工作，具有一定音乐教学能力、文化活动组织能力和外事活动能力的实践型高级艺术人才。同时，集合国内优势力量和顶尖资源，建立一个权威的专供外国人了解体验中国音乐文化的大型数据库。尽管近年来以中国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数据库一直在持续建设，但其中的大多数都是面向国内受众群体，适合外国人文化背景、欣赏喜好和语言要求的数据库几乎是空白。“中国音乐海外传播数据库”的建立，将成为中国各驻外使领馆、文化部门、世界各地教育机构等进行中国音乐文化分享的有力支持。

吴碧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

解决“失助”青少年问题

（提案1）

2021年4月8日，一条题为《姐姐不堪养活三弟妹欲轻生》的新闻成为网络热点，凸显了少数弱势青少年遇到困难得不到及时社会救助的问题。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青少年“失助”已非普遍，以孤儿或“事实孤儿”、病残青少年、家庭贫困青少年等为主要人群的弱势青少年仍然存在社会救助不能及时覆盖的情况。此类事件一旦在网络发酵，负面效应很大，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和意识形态安全。

对于青少年的社会救助，根据救助对象特点，分为物质资助、技能培训、心理疏导、情感支持等类型。目前，我国各类社会保障帮扶制度更侧重于对青少年的物质资助，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心理疏导、情感支持还不够。2015年，贵州毕节4名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孩子们的邻居说：“孩子们家并不缺东西，吃的穿的都有，主要是没有人来安排，没有人照顾和关心。”

鉴于此，就完善青少年社会救助体系，更好地解决“失助”青少年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立足于“精准救助”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议建立主动发现机制，及时掌握受困对象的情况；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根据救助对象所处区域、年龄阶段、受困类型等不同情况，精准识别他们的多样化、多层次救助需求，提供差异化、个性化救助；完善救助对象的分级分类管理，结合不同群体如青少年、大病重病患者等分类建档立卡，根据救助对象生活实际情况随时动态调整；抓住信息技术革命提供的机遇，以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为支撑，促进救助信息聚合、救助资源统筹、救助效率提升，实现“智慧救助”。同时，还应完善社会救助立法，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是制定出台专门的青少年社会救助制度。相对于成年人，弱势青少年群体缺乏自主生存能力，对社会救助的需求更为迫切。他们需要救助的类型更多，包括无人抚育、遭受侵害、心理疾病等；获取信息不够全面，不能及时掌握救助保障政策；寻求帮助的能力较弱，往往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反映自己的困境，是“沉默的少数”，难以充分享受相关政策。因此，建议民政部牵头，以推动“十四五”时期《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纵深实施为契机，制定出台专门的青少年救助制度，为实现《规划》提出的“加强青年社会救助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严格落实地方治理责任。建议加大问责力度，对于因地方职能部门工作缺位、错位导致的青少年“失助”事件，要严肃问责，属地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负具体责任，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四是汇聚青少年社会救助合力。在村、社区建立青少年救助队伍，落实网格化管理，确保辖区内青少年在需要时第一时间获得救助。整合综治干部、志愿者、社工、辖区民警等多方力量，充分调动各类青少年基金会、爱心联合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团队等资源，常态化开展救助帮扶，实现物质帮助点对点、生活关爱心贴心、心理关怀面对面。在哔哩哔哩网站、抖音、快手等青少年聚集的新媒体平台进行政策解读和引导，让青少年知道有效的求助渠道，在遇到困难时能及时获得帮助。

精准帮扶地方一般院校

低收入家庭毕业生就业

（提案2）

2021年，共青团中央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开展大样本调研，发现地方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毕业生就业面临特殊困难，就业状况主要表现为：

一是受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就业焦虑更重，紧迫感更强。调研显示，超过一半认为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和“比较严峻”，16.6%表示在就业过程中处于“极度焦虑状态”。

二是在就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受“学历较低、学校层次较低”等因素影响，地方一般院校学生在求职中，与“双一流”等高校毕业生相比，在就业市场上明显缺乏优势，低收入家庭毕业生面临的冲击更为突出。

三是普遍难以获得社会资源支持，又面临多重“内卷”，是就业核心困难群体。他们不仅无法得到来自家庭的资源支持，还普遍面临偿还助学贷款、承担家庭责任等负担。以实地走访的云南民族大学、贵州理工大学等学校为例，当年未实现就业的学生中，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占比高达20%至25%。四是社会化能力不足问题相比更为突出。人际交往、抗压抗挫、自我认知和反思、自我规划等社会化能力，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求职具有重要作用。在想就业还未就业的地方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毕业生中，存在不同程度社会化能力问题的超过70%，明显高于高校毕业生总体数据，不够自信、不善言谈、不敢表达观点的现象非常普遍。

大学生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促进地方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毕业生就业，关系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确保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促进地方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毕业生就业，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立地方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长效机制。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其中精准帮扶建档立卡家庭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是重要经验，“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在实践中的效果非常显著。建议全面总结脱贫攻坚有关工作经验，将就业精准帮扶的重点进一步聚焦到地方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学生群体，同步建立长效机制、构建完整链条、加强监督监测，更好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就业目标任务。

二是完善用人单位招聘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激励机制。近年来的工作中发现，推动部分企业专门拿出部分岗位面向低收入家庭学生单独招聘或给予倾斜，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手段。建议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简化操作流程，通过税费减免、经费补贴、表彰先进、加强宣传等机制，激励带动更多企业优先录用、按比例招录、提供实习或定向培养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发挥好公共政策的杠杆作用。

三是进一步前端发力，提高低收入家庭学生社会化能力。调研显示，65.2%的毕业生认为参加社会实践是认知社会的主要渠道，84.1%的认为实习对自己找工作有帮助，同时有69.5%的认为社会化能力不足是当前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体系化研究，推动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相融合。将就业实习作为高校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企业接纳大学生就业实习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从低收入家庭学生入学起即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精准帮扶工作，用好“第二课堂成绩单”，引导他们尽早重视、有序参与实习实践活动，提高社会化能力。

姚珏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

提升大湾区文化软实力

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形势下的重大国家战略，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合作互补，更重要的是将为区域，乃至世界打造一个崭新世界级湾区，将为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注入巨大的中国活力。这样一个大湾区，也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未来文化和经济应该齐头并进，双轮驱动，进一步提升大湾区文化软实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经济文化带。 

为此，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未来国家应该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通过香港平台，辐射海外。在过去的一年，随着香港国安法的深入实施，以及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实现了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重大转折。如今行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你一定能够深切到感受到“安定平和”，历史和事实告诉香港同胞，只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坚持爱国者治港，香港才能保持繁荣稳定，才能迎来发展的新机遇。只有坚守自己的文化之根，发展才能根深而叶茂，才能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今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25周年的大日子，香港西九龙的多个文化工程先后落成，包括香港故宫博物院即将开幕。西九龙的文化场馆目前已经成为香港市民和外国朋友打卡新地标。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就是要发挥所长，积极把优秀的中华文化向海外推广，相信未来对于大湾区整体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会提供更多的空间。

二是促进大湾区城市的文化共融，重点扶持大湾区合作的作品创作，打造世界级、有代表性的创新作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根同源，各个中心城市都地处岭南，语言、文化和习俗都相近，因此文化融合和创新也最相宜。去年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合作峰会”举行，也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在大湾区城市轮流举办峰会，共享文艺资源，推动交流与合作。在这些基础上，未来的文化共融，应该进一步形成协同效应，形成整体的海内外宣传形象，鼓励跨区域的人才培训、合作。最重要的还是要扶持、推动代表大湾区形象的作品创作。

三是重视大湾区青年教育、交流，重视基层家庭的文化扶持。大湾区的青年文化节、高校艺术教育合作、文化艺术团体交流合作等都应该积极推动，同时应该鼓励大湾区青年通过港澳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性的文化艺术作品创作、比赛，提升湾区内的文化国际水准，积极向海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

同时文化软实力提升，也应该充分考虑文化对基层家庭的重要作用。我率领的香港弦乐团在香港从事六年音乐能量计划，免费为基层家庭的孩子教授音乐、组织演出。事实证明文化能为基层家庭的孩子点亮希望，鼓励人生，也能够帮助这些基层家庭振奋生活信心，为社会注入正能量。因此要充分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精神需求，把文化和教育、文化和公益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对海外讲的中国故事才是有生命力的，才是鲜活的，才是得到人民真心拥护的。

四是鼓励新科技和新的传播手段运用，创新大湾区文化交流和融合新方式。疫情给文化演出、交流、合作都带来深远影响，尤其是香港仍未与内地通关，大湾区内的文化共融就面临现实的难关。但疫病无情，人间有爱，祖国始终牵挂香港的同胞，香港文化界的朋友也都通过新的云端方式把文化演出送到内地。比如我率领的香港弦乐团，就通过互联网，让香港青年艺术家积极参加“相约北京”助力冬奥等内地的网上的文化汇演，另外也在内地活跃的新媒体平台开设账户，推出有大湾区特色的MV作品。但这其中也遇到一些配套问题，比如湾区年轻艺术家在内地平台的认证、跨界推广、作品扶持等还没有一些政策或机构协助。

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软实力，就是对中华文明力量的再集聚，同时也是提升文化自信。只有从历史和文化中汲取自信力量，自觉主动地创新，才能更好地做到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姜克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胡琴演奏家

提高全民护眼意识

保护国民眼睛健康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早已成为国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电子产品使用程度的加深对于国民眼睛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国家卫生健康委2020年发布的《中国眼健康白皮书》显示，中国近视人数超过6亿，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到53.6%，高居世界第一。世界领先的医学期刊《柳叶刀数字健康》发表的研究表明，接触电子屏幕与近视风险显著相关，尤其是屏幕使用时长，是诱发儿童近视风险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因眼疲劳引起的眼部亚健康状态已成为国人常态，干眼症、视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眼疾大国”。充分重视因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对眼睛健康造成的显著危害，进一步提高全民护眼意识、保护国民眼睛健康已经刻不容缓。

近年来，国家针对眼部疾病防治及爱眼护眼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国家政策高度重视、大力支持的背景之下，因电子产品使用过度而带来的眼健康问题仍需要群防群控、综合施策，既需要专业部门的推动，也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家庭、个人等不同群体的共同参与和积极努力。

为此，针对科学使用电子产品、提高全民护眼意识、保护国民眼睛健康，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强化政策落实，将眼健康问题纳入各级政府公共卫生工作规划，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出台有针对性的细化措施，将国民近视率、眼部疾病预防治疗效果等实际指标作为检验、监督政策落实效果的参考标准。

第二，针对不同人群特点，加强科学用眼知识的科普宣传与教育引导，大力倡导科学使用电子设备，切实提高全民护眼观念和健康意识，强化每个人是自己眼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爱眼护眼氛围。对于广大青少年，可以运用动画、动漫等轻松活泼的形式，重点介绍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对眼睛造成的伤害，推广落实学生按时做眼保健操，同时加强家庭对青少年科学使用电子产品的示范与监督作用。对于成年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可以充分发挥社区的组织作用，举办用眼卫生及爱眼护眼知识讲座，发放宣传品。政府部门及各类媒体可以拍摄知识科普宣传片，在公共交通工具、商店、服务场所等平台广泛播放，引导国民充分认识科学用眼的重要性，有效增强爱眼护眼的知识储备。

第三，通过加大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加强与保护眼睛健康相关的高新科技产品研发与推广。例如，研究开发对眼睛伤害更低的电子显示屏，优化各类电子产品的护眼模式与功能；研究推广电子产品防沉迷措施，在电子设备、软件中植入护眼提醒、亮屏计时、定时退出等功能模块，有效监督、控制国民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降低电子屏幕对眼睛健康造成损害的风险。

席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原团长、原党委书记

推动艺术院团文艺作品网络传播

（提案1）

文艺作品的网络传播是目前社会文化最具影响力的发展方式之一。随着新时代社会发展战略部署，文化的信息技术、科技创新、媒体传播成为全球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文化艺术的网络传播事业，強化现代文化的艺术科技经营理念，使文化注入更大的科技含量，提高我国文艺事业的网络传播力，这对提升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直播是一种新兴的网络社交形式，网络直播平台也成为了一种崭新的社交媒体，主要分为实时直播演出、在线培训讲座、网络实时教学等。特别是现场直播完成后，还可以随时为读者继续提供重播、点播，有效延长了直播的时间和空间，发挥直播内容的最大价值。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文化艺术的经营管理必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以文化交流为背景，使文化艺术资源在网络科技活动中扩大市场，有效提高艺术传播能力，促进文化艺术经营效率。例如，每年新年之际，央视对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进行网络直播，观众网络观看人数达到几千万人。许多乐团音乐会进行网上视频在线直播、访谈表演，网上观看人数远超音乐会现场规模，而且，网络直播平台的用户界面点击链接与下载，其传播功能带来的文化经济价值也是值得研究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舞台艺术发展，并涌现出许多优秀文艺作品，但众多优质资源还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例如，目前许多文艺作品大多都是被动性的网络传播，而不是主动性传播，即艺术院团对文艺作品基本是采用有条件就播，没条件就不播的方式来处理，使得许多优秀作品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宣传，文艺作品的社会效应达不到预期效益。所以，如何利用网络传播手段，网络科技在融合文化艺术领域的产业模式开发，文艺院团的现代科技平台需要有一个专业的机构和组织进行专业化的管理，这对今后国家文化艺术的国际化传播将会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此，我建议政府部门加大这方面的政策措施和管理办法，以推进艺术院团文艺作品适应现代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有关部门针对文艺院团网络文化传播进行专业培训管理。以政治导向为先导，以文化科技为指导，全面提升我国文艺表演团体的现代科技传播管理能力，通过网络媒体平台更大更强地传播好现代中国文化声音。

二、文化艺术网络传播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突出政治责任，把握文化方向，开拓创新完善网络信息传播机制。聚焦精品，以更大的网络空间，扩大文艺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三、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先进技术，拓宽传播渠道，用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来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精神、塑造中国形象。今天，全国各文艺团体都积累了大量优秀成果，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来全面推广传播现代中国文化，这成为深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全面落实“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抓手和举措。国家要出台扶持培养艺术院团网络建设的管理措施和办法，将艺术院团的现代网络传播功能做大做强。

四、舞台艺术作品进行网络直播、转播就是现代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影响下，我们更应该研究制定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将网络传播平台作为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阵地，这是面对新业态、新科技、新环境而提出的文化艺术传播经营管理模式。文艺院团不仅要做好线下观众的互动传播体验，更要加强完善网络科技的舞台艺术传播建设。只有提高网络平台传播能力，艺术作品才能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五、牢牢把握科技发展带给文化艺术的发展机遇，大力提升我国文艺事业的网络传播力，特别是通过网络媒体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强化国际文化交流，用网络技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新时代文艺院团建设发展的新使命、新任务。

六、将文艺作品的推广传播与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不断加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体系，切实将国家文艺事业传播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要抓好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通过优秀作品的网络媒体展示，从而更加全面地向世界阐释推介中国舞台艺术成果。

七、适应新的网络科技形势，通过各级组织，以全球视野和手段，运用网络技术，培养一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国家国情、通晓国际规则的复合型应用人才。要以文化自信的精神，切实做好我国文艺作品在网络传播中的话语权，深入推进艺术院团的现代网络科技文化建设。

加强现代民族音乐的

传统音乐基础建设

（提案2）

现代民族音乐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现代民族音乐的各个门类及其表现形式。由于现代民族音乐理论及其原理、舞台艺术创作和表演均是在西方音乐表演体系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它与传统音乐分属两个体系，在人才培养方面便出现了形式与内容上的文化断层现象。例如，一些优秀的从业者虽然掌握了一切现代音乐技术，但是在充分体现传统音乐形态风貌时，却未必能完美深刻地体现优秀传统音乐内涵，即，从业者缺乏优秀传统音乐的技术支撑，出现只有其技、只闻其音，而少有其声、缺乏其韵的现状。如何将现代民族音乐与传统音乐进行融合创新发展，关系到现代民族音乐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的建设。

现代民族音乐的教育、创作、表演应该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的音乐价值体系和理念方法，特别是专业音乐院校、民族音乐表演团体，在传统音乐教育方法和民族音乐表现内容方面，要有率先垂范的示范性和导向性作用；在学术教育思想和作品表演理念方面，要有鲜明的民族音乐代表性。如果其发展方向不明确、发展路径不清晰，民族音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作品的创作与表现将会出现内容与风格的分化、弱化现象，使现代民族音乐的发展方向出现偏差。应将优秀传统音乐全方位融入现代国民音乐基础教育、高等音乐教育、民族音乐创作与表演的艺术舞台中，以此来构建现代民族音乐的教育和表演体系。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现代民族音乐应该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将传统音乐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注入民族音乐发展规划中去。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要将传统音乐的基础教育作为专业必修课，并作为专业知识进行学科教学实施。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音乐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要建立适合现代民族音乐传承发展的新型民族音乐教育体制，特别是符合现代民族音乐创作与表演的音乐表演风格体系，以文化人、以文促育地转化现代民族音乐发展模式，以优化理论和方法促进传统音乐的现代艺术转化。民族音乐表演团体要以继承优秀传统音乐的历史责任为己任，在创作与实践中着力探索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继承课题。

三、民族音乐表演团体以继承优秀传统音乐为先导，通过舞台艺术实践，强化从业人员的传统音乐知识体系结构，牢固树立创作与表演的民族精神，用符合当代文化审美需求的意识，培养出具有民族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音乐人才，将扎实的理论、精湛的技术运用于现代民族音乐理论与技术中，以此来讲好现代民族音乐的中国文化表达。

四、继承优秀传统音乐作为新时期民族文化复兴大业的基础工作，要将这些内容放置在政府机构、教育机构、艺术表演团体的施政纲领中具体实施。要建立问责机制，与政绩工程相联系进行考核推进，并在实践中形成良好的发展关系。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要建立传统音乐专业学科系统化教育的督导机制，特别是专业院校的传统音乐体系建立，这是保证人才培养的前提和基础。要坚定现代民族音乐的文化自信意识，坚守民族音乐的独立身份，坚持在作品中反映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及审美标准，创作出富有时代精神、民族气魄的优秀作品，现代民族音乐才能走出一条自立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的文化发展道路。

廖昌永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完善艺术类拔尖创新人才招生方式

（提案1）

2021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于艺术类高校招生改革的意义巨大，同样也对艺术类高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对此，我们积极拥护并全力支持，同时结合艺术类中等教育的实际情况，也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

一方面，由于国内艺术类专业基础教育优良，我国顶尖艺术生源近年来一直是国外一流艺术院校争抢的重要目标，他们尤其会在考试要求上给予我国学生优惠政策以及在考试方式上提供便捷性，导致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培养拔尖创新音乐专业人才，需要从小接受长时间的专业技能培养。以钢琴专业为例，据有关统计，每位学生平均每天须练琴约6小时以上，要成为一个较为拔尖的音乐钢琴专业学生，在附中阶段练琴的时间需要达到25000个小时以上。除专业课外，还有乐队和室内乐，以及若干专业基础课如乐理、视唱练耳、合唱、音乐史等。如果参加国内外音乐赛事，还要花费更多额外的时间。对于把音乐作为毕生理想的专业青少年音乐人才来说，如何平衡专业课程和文化课程的学习时间，是需要长期研究和克服的问题。

如何在保证每天较长时间专业培养和个人训练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文化课程学习水平，增强个人综合素养和全面能力，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全新命题。在此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建议进一步完善“中本贯通”体制和培养模式。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贺绿汀当年提出的“大中小一条龙”人才培养模式，独具慧眼、颇有特色。近年来，上音也一直在推进“音才助飞”等优秀学生培养专项，覆盖面都涉及上音附中学生。为进一步打通附小、附中和大学部在人才培养中的瓶颈，解决优秀学生人才流失的问题，提升教师的归属感，学校必须考虑大学和附中间学科、教师、科研、教育等资源的全面打通，特别是在高考招生中给予更大比例的直升名额，确保优秀人才能以一贯制的形式得到持续的专业培养。

第二，进一步探索对少数顶尖艺术类学生破格录取的条件。艺术类拔尖人才的产生需拥有天赋和刻苦训练的双重条件，缺一不可。在新方案范畴之内，建议给予入选国家“双一流”行列的艺术类专业高校及其附中一定的政策倾斜，对于极少数专业优秀、拔尖的音乐人才，如获得国际级、国家级重要成果为前提，或获得业内专家一致认同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单独录取名额，为这些拔尖人才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

第三，进一步研究国内顶尖艺术类高校的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不断提高拔尖创新艺术人才的综合素养，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其中不仅要考虑高校招生时的文化分数线的要求，也要花大力气注重大学在读期间的综合素养提升。为此建议给予国内顶尖艺术类高校在文化课录取分数上分类指导、逐步提高的空间，以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在国内完成高等教育学业，坚定文化自信，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完善“文教结合”机制

培养拔尖创新艺术人才

（提案2）

对于高等艺术院校而言，舞台不仅仅是艺术实践的基地，更是课堂教学延伸，师生既是教育教学的主体，也是文艺战线的尖兵。但是，高等艺术院校在实施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双重任务时，也会遇到瓶颈问题，比如学生舞台实践与高水平演出之间缺乏联动，人才培养质量无法获得文化市场检验，所属一流演出场地缺少文化资金的扶持等。由于教育与文化分属不同管理条线，亟待形成一种特别机制，进一步释放高等艺术院校的艺术生产力，同时也催化文化市场与人才培养的高度契合。建议如下：

第一，以“部-部-市共建”夯实国家层面“文教结合”机制，从试点到推广分步实施。建议通过以若干国家“双一流”艺术类院校与特色艺术类高校为试点单位，以“部-部-市共建”为抓手，在充分发挥好艺术高校属地宣传部门、教育部门、文旅部门和地方政府在“文教结合”建设方面的作用基础上，逐步形成“文教结合”的常态化机制。如上海音乐学院已经是文化部与上海市共建院校，进一步成为“教育部-文化部-上海市”共建院校，以期取得更多分类指导，具体实施相关文教结合项目。在夯实“部-部-市共建”试点院校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而在国家层面，建议由中宣部牵头，教育部、文化与旅游部、财政部形成一个文教结合的联合工作机制，在全国有条件地区实施“文教结合”。

第二，坚持立德树人，同时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提升艺术产品质与量。艺术类高校应坚持教育本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同时，坚持艺术实践融入教学，如上海音乐学院从学生全面发展的内涵要求着手，形成了独特的“教创演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十三五”以来，共1492人次获得国际国内比赛大奖，其中首奖超过四分之一。同时，高校也应承担在文艺创作、舞台展演方面的社会责任，以“文教结合”为路径开展社会服务，其相关艺术服务职能部门与剧场等在文旅部指导下，与文旅部下属单位同部署、同推进、同支持。建议积极发布并实施一批国家级“文教结合”重大项目，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积极贡献原创精品、舞台经典，出作品，出人才。

第三，文教结合精准化、常态化，文化与教育相向而行，取长补短。通过“文教结合”，能够对艺术高校所属的演出场馆实现与文旅部下属院团与演出场馆类似的管理模式，高校以作品原创、节目制作、舞台呈现等综合方式，兑换文旅系统的托底保障经费，能较大程度上解决教育类艺术演出场馆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如历时3年7个月于2019年完工，总面积3.2万平方米的上音歌剧院，已成为上音人才培养的大舞台。我们建议在前述第一点“部-部-市共建”的框架下，向基层延伸，由上海市宣传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文旅主管部门与学校属地地方政府共同指导类似上音歌剧院这样“部-部-市共建艺术实践基地”，在政策、资金、资源等方面进行指导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