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oque：我的吉他小趣事

按语：大约1975年，文革后期，听到有位原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回昆明，晚上在家里拉小提琴，我们根本不认识他，就敲敲门进去。主人在小院子里摆放了高高低低的大小凳椅，全坐满人。一曲萨拉萨提(Sarasate)的"流浪者之歌"，在夏日夜空回荡。在那个没有音乐的年代，令人"如听仙乐耳暂明"，至今难忘。后来在香港，看到音乐会的节目中有此曲，就一定去听，而当年的感觉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可惜在作者的吉他情结小记中，没有描述那些痴痴的听众。丘比特的箭，伴着吉他声射出，他美丽的夫人，抗日名将安恩浦的幼女，就曾经是他的吉他学生。昆明当时有吉他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之称。绍仁据说是二把手，排在他六哥之后，三把手的位置很难确认。这些吉他手都风度翩翩，灵巧、优雅的拨弦手指，轻拢慢捻之间，拨动了我们这些穿蓝布补丁衣裤的傻女孩的心弦。

熊景明

我的吉他小趣史

作者：Baroque

1. 吉他入门
   

说起学习吉他的经历，我还有一段有趣的艰辛历程。

很小时候(40年代)，家里就有一把F孔的美国夏威夷吉他，据说是一位西南联大的穷学生卖给的。这把吉他是用坚硬的美洲木材制作，琴身周边镶了赛璐珞花边，十分典雅。我们弟兄几人就是从夏威夷吉他开始入门的，根本不知道还有西班牙古典吉他之说。

当时，国内人所说的“吉他”就指的是夏威夷吉他，也有不少的人会弹，因此入门并不是难事。多年以后（50年代），渐渐的对夏威夷吉他的表现能力不太满意了。主要是夏威夷吉他是固定调的乐器（A大调），和声也都局限于A大调的和弦，这对于当时流行的俄罗斯小调歌曲的弹奏十分别扭。在一些电影和杂志上经常看到很多弹吉他的镜头都是把吉它抱在胸前，立着弹的；不像夏威夷吉他是平睡在两腿上，坐着弹奏。所以民间分别有“睡吉他”和“抱吉他”之称。再有，电影上，这种“抱吉他”多是为一些小调歌曲伴奏，十分优美动听，又很烂漫，因此深深的打动了我。最终，我就动手把夏威夷吉他的弦马放低，改为“抱吉他”，仍按G C G C E G的夏威夷吉他调弦来弹。这样，吉他终于可以用来为歌曲伴奏了，也能弹奏一些夏威夷吉他不能弹奏的小调和弦。当时，手上只有一两种美国出版的夏威夷吉他谱，没有古典吉他谱。因此几年中我都是在这种夏威夷调弦的吉他上弹些自编的简单小曲或为歌曲配些只有三四个和弦的伴奏、自弹自唱，慢慢的也能弹的得心应手了。

到了1959年上高中的时候，因为学习俄语，在外文书店偶然发现了前苏联出版的六弦吉他曲谱，如获至宝。买了回来才知道这种六弦吉他的调弦同自己的不一样，自己多年来完全弹错了！因为那是乐谱，不是教材，所以还是不知道吉他的真实调弦，只好在谱上寻找空弦音，终于拼凑出了六条弦的空弦音是E A D G B E。从此才算明白夏威夷吉他和古典吉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乐器，调弦法也截然不同。就在此时，一位名叫郎廷寞的音乐前辈送了我一本美国出版的古典吉他谱，书名叫“First step —— How to play the Spanish Guitar”(西班牙吉他入门)。由于我学过小提琴、钢琴等乐器，所以很不费劲的就可以照着这乐谱开始比较正规的学习古典吉他了。接着，我又找到一本中国出版的古典吉他谱《六弦琴弹奏法》，它使我如虎添翼，从此一帆风顺的步入了古典吉他的大门。

顺便告知：《六弦琴弹奏法》（林建国编  1958年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数2580册）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吉他谱，内容详实精炼，通俗易学。作者林建国是何许人，希望大家考证和提供信息。

林建国编著《六弦琴弹奏法》

2. 初识陈志老师[注1]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吉他也被莫名其妙的划为资产阶级乐器、流氓乐器，弹吉他的人也就难免要受累吃些苦头了。

记得1972年7月份的一天，天气十分炎热。傍晚，我同两位北京的吉他爱好者去拜访陈志老师。当时他好象住在北新桥一带北影乐团附近，“文革”前曾用夏威夷吉他为新闻电影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和“浅海姑娘”配过音，因此小有名气。进门稍事寒暄后，我们就单刀直入的讲起吉他来。陈老师一脸的紧张状，连连声明已经不弹吉他了，家里连一把吉他都没有。后经来人的解释和说明了我们同介绍人的关系后，他才放松下来，并轻声的讲述了他因为吉他，曾被红卫兵当坏人关了起来，差点没被打死，幸亏有一个他的学生是红卫兵的头头，通过活动才使他免于遭难。自由后的他就搬了家，住在这里少有人知。

当时，我们拜访陈老师的目的是为了交流一下吉他技艺，由于陈老师家没有吉他，我们就相约第二天去月坛北街的一个亲戚家见面。

7月份的北京，天亮得很早。5点来钟，天才蒙蒙亮就满街熙熙攘攘的人来车往了。我们在月坛公园门口的人群里见到陈老师时天还没有全亮，在一片自行车的海洋里，陈老师骑的是那种北京独有的横柄自行车，车的扶手就像一根铁棒，在我们外地人看来，有点滑稽。

打过招呼后，我们就带着陈老师到了附近的一个去处，那里不仅有吉他，环境也还独立，隔壁邻居听不到什么声音，比较安全。选在那么早的时间见面是为了方便陈老师，因为他得在8点以前赶到王府井东风市场去上班。

那时大约6点钟左右，我们一行共五个人：除我之外，有一个由云南返回北京的知青（季颖，现在已是著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家，不知去向，很想一见）、一个内蒙回来的知青（名字已忘了）、一个在北京赖着不走的知青（汤莲莲，不知去向，很想一见。）和一个在校的中学生。他们都是真正的音乐爱好者，文化大革命中，躲在家里悄悄的学习文化和音乐，都会拨弄一两种乐器。

季颖是位女孩子，很有才华，弹了不到一年的吉他就可以弹奏很多的吉他小品了。记得她弹了一首俄罗斯的“不要责备我吧，妈妈”吉他变奏曲，十分动人。陈老师扳着她的手指，看了指尖按弦的印迹，说了些左手指的着力位置的话。当时使用的琴弦都是钢弦，所以按弦的指尖都被捋出了深深的沟槽。另一位弹了Tarrega的“西班牙小夜曲”。当时，这支名曲已经有好几个人可以弹奏了。陈老师听后，皱了皱眉头，说：“不错，这曲子好象听过……有点熟”。大家希望听一听老师的示范表演，但是陈老师一再婉言谢绝。最后，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陈老师终于拿起了吉他，勉强的弹了几个小节的“雨滴”[注2]，…… 音色圆润，也还好听。从来没有人听过陈老师弹奏古典吉他，我们还算幸运。

3. 夏威夷吉他、西班牙吉他和俄罗斯吉他 

我学习吉他的时期，正处在中国对西方文化排斥和封锁的年代。当时（50年代），民间对吉他的认识十分模糊，只知道是一重无足轻重的、有六根弦的乐器，于是更多的人称它为“六弦琴”。

由于解放前的很多欧美音乐、舞厅音乐在中国都有夏威夷吉他的参与。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援华美军和很多来自“南洋”的义工和华侨都带来了夏威夷吉他，使得夏威夷吉他曾经一度在中国南方城市比较流行。另外，昆明历史上同法属殖民地越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量越南人在昆明定居也是促使吉他在昆明比较普遍的一个原因。相当一段时间，“吉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夏威夷吉他，多数人不知道还有什么古典吉他、弗拉门科吉他之说。甚至于到了1978年左右，西班牙吉他已经在中国悄悄的流行了（当然，都是青年人不入流的自我弹法），顺应时代需要，北京音乐报举办的最早的吉他讲座都是“夏威夷吉他入门”。可能还不知道社会上流行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吉他，把夏威夷吉他同西班牙吉他混为一谈！到了1979年以后才逐渐改变为“西班牙古典吉他演奏法”的讲座。就我推测，我国的吉他前辈陈志、鲍元凯、吴子彪、李质伟等人最早应当都是从夏威夷吉他入门的！

当时，国内没有任何一种正式出版的吉他教材，最早出现的学习材料是北京诚志古典吉他学校影印的三册一套的“古典吉他世界名曲”和二册的“古典吉他教程”，封面上都印有“陈志编”三大个字，很快传遍了全国。有趣的是“古典吉他教程”的正文内容全部是繁体中文字；每页的页脚处都明确的印有英文的版权声明，稍懂英文的人不难看出原谱应出自港台地区。随后，也许有人发现了这个笑话，再版的“古典吉他教程”就删去了这几行英文的版权声明了，好在当时国内还不重视知识产权的问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几册虽属盗版的吉他教材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吉他启蒙工作还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不知出处的还有“世界吉他十大名曲”的称谓，记得“爱的罗曼斯”、“雨滴”、“月光”……等小品也被列入其中，怪不得有的吉他爱好者很为自己的弹奏水平沾沾自喜（世界十大名曲全部能弹）。

真正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前苏联出版的吉他乐谱。那时，吉他在中国不仅是冷门，而且是受歧视的冷门。不时出现在苏联及东欧电影上的吉他镜头是唯一可以借鉴的示范。更重要的学习资料则是偶然在北京的外文书店才能够买到的前苏联出版的少量吉他乐谱，通过北京的亲友不断的买了寄来就成为我主要的吉他资源了！那些谱有两大类：相对多一点的是俄罗斯七弦吉他谱；其次才是西班牙六弦吉他谱。俄罗斯以七弦吉他为主，调弦是D G B D G B D，空弦音是G大调的主和弦，唱名（5135135）很象夏威夷吉他（515135），同西班牙吉他的调弦差别很大，好在俄罗斯七弦吉他谱稍经改编后也能在西班牙吉他上弹奏。

印象最深的是前苏联伟大的吉他大师伊万洛夫.克拉姆斯柯依（Alexader Ivanov-kramskoy） 的作品，几乎当时所有的苏联出版的六弦吉他乐谱都出自他手：有他改编的俄罗斯民间风格的幻想曲、民歌、练习曲等等；也有他推介的西班牙吉他作品。我最早认识卡尔卡西、塔雷加、赛戈维亚、罗拜等吉他大师的作品都是由伊万洛夫.克拉姆斯柯依的乐谱里获得的。更为难得的是，六十年代在中国还卖过一张78转/分的苏联胶木唱片，是由伊万洛夫.克拉姆斯柯依本人演奏的，弹得十分优美感人，那有弹性的音色和情感的细腻表达，处处流露出弹奏者深厚的艺术造诣和娴熟的弹奏技巧，听后至此难以忘怀。我还记得那张唱片一面是“西班牙小夜曲”，另一面是“卡吉士”，可惜现在难以找到了。我一直认为，像伊万洛夫.克拉姆斯柯依这样伟大的吉他大师的成就和对吉他音乐的贡献也是近代吉他艺术中最难得、最可宝贵的一分子，丝毫不比我们已知的任何一位近代吉他艺术家逊色！很遗憾的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世界对他的认识不深，至此我们还没有听过有谁演奏他的作品。特别是在中国，知道他的名字的人也不多（我在网上一篇介绍吉他家Giulio Regondi (朱利奥·雷冈蒂)的文章里，欣喜的发现涉及伊万洛夫.克拉姆斯柯依及其女儿的一点信息）。

我相信：伊万洛夫.克拉姆斯柯依作为一位最伟大的吉他艺术家而能深深的打动每位吉他爱好者的时刻就会到来。回想起吉他历史上，奥古斯丁·巴利奥斯[注3]不也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被人们轻视和遗忘的过程后，最终还是毅然的出现在吉他世界的顶峰之上吗！

4.  从歧视和偏见狭缝中挤身而出的吉他

“文革”的噩梦虽然结束了，国内音乐界对吉他认识的偏见和歧视仍然持续了很多年才渐渐正常起来。

记得1978年，文革结束了，社会文化空气有所缓和。我翻译的“卡尔卡西吉他教材”，通过一位北京的音乐爱好者（毛寓言）推荐，送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去要求出版。开初还是得到了音乐编辑的认可，批上了出版意见，送给上一级的领导审批。结果是搁置半年后还是被打回来了，理由是“不合中国的国情，暂不考虑出版”。

到了1980年前后，社会上已经轰轰烈烈的办起了很多的吉他培训班，每一期学员多达500人以上；各大专学校也纷纷组织吉他学会。一时间，吉他红火得不得了，显示了云南吉他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一些热心人希望组织成立省一级的吉他学会，把吉他热潮推向更高更规范的位置。他们草拟了申请书和章程等等相关材料，得到云南省音乐家协会的部分领导和办事人员的支持，送给常务理事会审批。结果又是同样的命运，不同意！当时，“吉他”这件事使得那些身为常务理事的“音乐家”非常吃惊，他们认为吉他不过是街边小青年或资产阶级电影里的玩艺儿，能算一种正规乐器吗，还想进入“音乐家协会”，没门！据说，有一位有点知名度的“音乐家”还在音乐家协会的常务理事会上嘲讽的说“吉他还使用五线谱吗？哈哈！.……”。每想到此，我不禁感叹：可悲呀，我们那一代所谓的音乐家的音乐素质不过如此而已！当然，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求那些能够平安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而没伤过皮毛的“音乐家”真有多少音乐素质和水平，确实是有点对他们过高的抬举了。

从此，云南的吉他活动大受打击，一批又一批的吉他爱好者和热心人都锐气骤减。加之社会风气逐渐开放，经商成为时髦，很多人都不弹吉他了，纷纷下海经商。云南吉他的这个黄金时代就从此结束了。一直到了1984年，在我国广大的国土上，弹吉他终于不被正统文化歧视了。经过多方努力，云南省音乐家协会主持了云南省第一届吉他大奖赛，从此又掀起了云南吉他的第二个学习热潮。但是，云南吉他协会的成立仍然一年一年的未能通过云南省音乐家协会复杂的审批过程……。转眼18年过去了，当年的吉他手都已成家立业，谁也不再把吉他当成自己的崇高事业或爱好，玩玩而已。就在这个时候，一批新的吉他爱好者冒出来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省里不重视他们就去市里申请，立即得到昆明市音乐家协会的支持，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昆明市吉他学会就成立起来了！接着，举办了一届成功的吉他比赛，把吉他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又一批新的吉他爱好者团结在吉他学会周围，云南的吉他事业祘是从歧视和偏见的狭缝中挤身出来了，从此可能有希望健康茁壮的发展下去！

5. 吉他曾是反面人物的道具

1975年夏天，我被分配到当时的省文化局创作室工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学毕业多年我才第一次参加工作。当时，心中充满了难以言状的兴奋和冲动，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工作啊！周围的亲人和朋友都为我高兴。

我之所以会分配到这样一个单位去，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我是当时的“逍遥派”，属落后分子类，有很多的时间无所事事。除了弹吉他外还研究起摄影化学来，在家中瞎弄瞎弄的，自己配制彩色显影剂把当时普通照相馆里还没有使用的进口彩色胶片冲洗出来；还使用国产称为“代代红”的相纸，以纸板定位，黑摸着洗印出一批彩色照片来。这一个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小手艺，在当时却引起了小范围的轰动，文化局的一位军代表对此很重视，要物色我去为他直接领导下的造反派核心班子“创作室”建立一间“彩色摄影工作室”。结果，命运多舛的我刚报了到，还没来得及上班，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合要求而被拒之门外。

当时，我报了到。事已既成，人事处的干部拿我真不好处理。后来，经过一番请客送礼的努力，终于感动了人事干部黄某，把我干脆分配到当时的电影制片厂去搞录音工作。这对我真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反而是更好的事情了。当我兴致勃勃的去报道时，又被婉转的退了回来。我真摸不着头脑，是不是又因为“家庭出身”问题？结果找到那位主办我的事的黄某，他也很莫奈何的告诉我，说：“你的事真难办，有人反映你会弹吉他，我也没有办法了！”。这就是当时很自然的一个理由：“弹吉他”，当然是坏人或资产阶级分子的专长。当时国内的一些电影、话剧里都爱把吉他用为反面人物的道具，吉他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确属社会的共识。

好了，你别以为我的倒霉运气就此该结束了吧，还有戏的。

人事处最后没有办法安排我，就把我安排到直属的一个下属部门去工作。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赶上了“四人帮”的倒台，那个人事干部是造反派出身的，当然也随之倒了。我又被这个下属部门当时还没倒台的领导（后来也倒了）视为造反派拉进来的人，要表明他的革命立场，迁怒于我，把我安排去搞伙食，其实就是“买菜”。很有趣，好象买菜、卖菜就是同吉他人有点缘分！[注4] 

就这样，因为吉他，又使我在人生的旅途上再次经受了一些挫折。

6. “爱的罗曼斯”

我第一次听到“爱的罗曼斯”是在1967年左右。

那时，我弹的还是一把f孔的美国西部牛崽钢弦吉他。“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政治风气仍然很浓厚。昆明近郊有个林场干部，因为哥哥在瑞典，获得探亲的许可就去了一趟瑞典，这在当时是非常特殊的事情，有如登月一样稀罕。回来时，他带了几片45转/分的胶木唱片，很是轰动。

我们几经周折，认识了他的朋友，为的就是能够去听一听他带来的唱片。结果，这一听使我大为兴奋，其中居然还有一张吉他唱片！当时我们弹吉他都是闭门造车，根本就听不到除自己之外的任何吉他声音。记得在他家里有一台带唱机的电子管收音机，我们一行4个人和主人一起平心静气、如饥似渴的听了一首又一首的乐曲。当唱机放出了一首用分解和弦弹奏的吉他乐曲时，我的心激动得难以言状，那是一支从未听过的简单动人的旋律、感人肺腑。我立刻向主人表示希望能够借给我们一两天。结果主人很慷慨，回家时就让我们带走了我们感兴趣的几张唱片。

第二天我立刻找来一台“钟声810”电子管磁带录音机，那是当时很了不起的音响设备，重15公斤左右，使用一盘20公分直径的大盘录音带大约可以录音30多分钟。我把唱片上的吉他音乐用每秒38厘米的速度录音，一共录了两首曲子。接下来的几天，我反复的听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听到滚瓜烂熟的地步。

然后，我把录音机的转速调在每秒钟19公分的慢速下播放，这样的声音虽然不成曲调，却可以方便记谱。就这样反复多次后，终于把这支分解和弦的小曲记录下来了。唱片上写的曲名是“Romance  Anomino”，演奏者是YEPES，在当时对我们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名字。这就是我的第一支“爱的罗曼斯”乐谱的来源！

顺便提一下，那位借唱片给我们的林场干部不久后就死于车祸了，很是不幸。在此追忆起来，我还得再次感谢他大胆的慷慨，因为在那个年头，这样的“资产阶级文化交流活动”往往会惹祸的！

7. 重逢在巴塞罗那

大约是1992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巴塞罗那。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个叫“小宇”的北京小青年说，国内有个著名的吉他家带了两个学生去葡萄牙访问演出，随后在葡萄牙申请签证，获得批准，到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顺便要到巴塞罗那来看看。随行的翻译是他们家在北京的朋友。我问：“这位吉他家是不是叫陈志？”，这个年轻朋友很吃惊，说：“正是，你怎么会认识？”，我说：“我们早就认识了。”

次日晚，一位在巴塞罗那华人圈子里无人不知晓的“杨小姐”专程开车来带我去旅店见他们。杨小姐原是北京中国歌剧院的歌唱演员，性格活跃大方，经常爱在领事馆及华人圈子里张罗这类事情。我们去的地方是位于巴塞罗那著名的地亚戈那大街附近老区的一家小旅店，环境嘈杂，门外还有几个“马路天使”荡来荡去。

进门后，陈老师见到我也很惊奇，大概六七年前我们在珠海见面后就没有什么联系了。经介绍我才知道两个女孩子是杨雪霏[注5]和白璞。

在场的还有那位北京来的翻译和台湾的年轻吉他家谢小隆[注6]，后者正好又是我的一位台湾朋友的好友，一经沟通，大家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陈老师讲了些西班牙见闻和葡萄牙的演出情况；对居住条件发了些牢骚。最后说，有人介绍，明天要去一个吉他学校见霍塞.恩尼克斯（Jose Henriquez）。正好我知道那个地方，我们就约定了第二天早上12点在霍塞.恩尼克斯的学校碰头。

第二天一早，我先同谢小隆见面，然后步行到霍塞.恩尼克斯的学校。一路上，小谢十分感慨地讲了他对中国古典吉他水平的高度评价，他说：“虽然吉他是西班牙的国粹，弗拉门科我不敢说，但是西班牙的古典吉他今后肯定会输给中国的……” 。对此我并不苟同，我说：“一个深厚的民族文化决不是用简单的技巧训练就能轻易超越的，就像中国的琵琶、二胡，有哪个老外敢来比？……”。不多一会，我们已走到霍塞的学校了，陈老师他们早已等在那里了。好象谢小隆有什么事，见面后就先走了。我们径直走进学校的门厅，那是一所古色古香的二层结构的维多利亚老式建筑。幽暗的大厅里，穹顶之下几根圆型石柱成环状排列，上面支撑着一个圆型的走廊，四周的花藤和浮雕隐约可见。我们沿着宽阔的旋转楼梯拾级而上。到了二楼，一阵阵的吉他声由里屋传了出来。一位中年女校长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安排在靠街的阳台上，说霍塞正在上课，要我们稍等片刻……。我们等了大约30多分钟，霍塞终于下课了。经过翻译的介绍，校长同霍塞很热情的和我们逐个招呼了一下就在阳台上分别坐下了。此时，白璞已经做好了弹琴的准备，由她首先弹了一支“阿拉伯风格随想曲”，这是被称为近代吉他之父的西班牙吉他家Tarrega的代表作。弹完后霍塞作了一些指正和简单的示范。  

接着是杨雪霏弹Paganini的第24小提琴随想曲的吉他改编曲，弹得很好，弹完后霍塞同那位校长都齐声赞扬，说没有什么可以指正的了，非常不错！本来我们还希望再弹几曲让大师指点，由于时间已是中午1点多钟，在西班牙已是快吃中饭的时间了，女校长客套的表达些歉意后就送客了。

我们走出校门后顺便参观了霍塞设在学校紧隔壁的吉他店。陈老师为两个女孩子买了点琴弦，还买了两本大大的吉他图册资料（“世界吉他图册”和“1800年以来古典吉他的演变、演奏家和名人”），他说这两本书才是这趟出国的最大收获！非常高兴。我请他们到附近一家我认识的中国饭店吃饭，女老板Maria是在巴塞罗那很有名气的老辈华侨庄重先生的女儿，曾在欧洲学习声乐。中国体操健将李宁在西班牙时，拜庄老先生为其干爹，这是后话了。

饭毕我们就分手了。陈老师他们于当天就要返回马德里，他说通过使馆的安排，有可能见得着Pacco de luccia[注7]。当时离登火车还有些时间，就暂时把行李寄存在Maria家，他们去转了一下巴塞罗那的街道后才离开的。

转眼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古典吉他水平当然还谈不上超过西班牙，但是也确实有了很大的进展。杨雪霏、王雅梦等个别人的吉他技艺已经达到了国际级别，这的确是中国人的骄傲。

我也买了这本“1800年以来古典吉他的演变、演奏家和名人”。

另外那本“世界吉他图册”带回国来放在书价上，什么时候被有意者偷去不得而知。“偷书不算偷”，一笑，特此记下！

注：

[1] 陈志老师一直是中国吉他界的泰斗级人物。

[2] “雨滴”属于那种入门级的吉他小品。

[3] 奥古斯丁.巴利奥斯Agustin Barrios(1885-1944) —— 巴拉圭伟大的吉他作曲家、演奏家。

[4] 陈志老师原来的职业是在北京东风市场卖菜，当时有“陈白菜”的绰号。

[5] 杨雪霏现在已是世界级的著名吉他家。

[6] 即台湾青年吉他家谢乾隆，当时还在西班牙学习。

[7] Pacco de luccia 世界公认的最杰出的拂拉门科吉他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