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首改变音乐史的交响曲

以慢乐章开头的交响曲

海顿《第二十二“哲学家”交响曲》（1764）

正是得益于海顿，交响曲这种形式才成为了一个作曲家最宏伟、最原始和最大胆的乐思可以寄托的载体。

海顿早期的交响曲更像是组曲，就是从这种历史体裁中，交响曲才逐渐发展了起来。海顿的《第二十二交响曲》，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哲学家”——虽然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就是这种创作手法的典型例子。在海顿那个时代，没有人想到过用一个高贵的慢板乐章作为一部交响曲的开头，也没有人尝试过像这部交响曲开头那样非同一般的音响效果：一首由两支圆号和两支英国管吹出的众赞歌，与它相对应的是弦乐群连续不断的音型。

所有这些大胆的创新都给了这个乐章以一种陌生的、意料之外的美妙感。这种冒险的精神在这部交响曲其他三个乐章中得到了延续，它是这样一部作品：你会感到交响曲的风格扩大到一种公众集会的范围，表现了一个作曲家最深刻的思想。

交响曲长度的突破

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1804）

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

这是一部将交响曲的长度、结构和意义推进到一个新的程度的作品。据说最初贝多芬是为了向拿破仑的成就致敬而创作的，但是当拿破仑自立为王时，贝多芬感到非常愤怒，他撕去了原本的献词。如今，交响曲的扉页上写着“纪念一位伟人”。

这部交响曲是进入“英雄”世界的一张至关重要的门票。贝多芬的前两部交响曲充满了海顿的精神，但在《第三交响曲》中，他关于交响曲这种形式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想法，往前跳跃了大大的一步。

这部交响曲每一个乐章的活力，无论是速度、力量还是十足的长度，都达到了一种新的规模——第一乐章仿佛一篇宏大的、洋洋洒洒的散文，有着势不可挡的音乐动力，第二乐章是葬礼进行曲的典范之作，第三乐章以一首疯狂的谐谑曲取代了原本具有宫廷感的小步舞曲，第四乐章则是一首史诗般的变奏曲集。客观地说，《英雄交响曲》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完全成熟的贝多芬，那个将会继续创作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交响曲的作曲家，最后以《第九“合唱”进行曲》告终。

将戏剧性注入交响曲

柴科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曲》（1893）

柴科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曲》第一乐章

这是柴科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交响曲。这部交响曲通过它不同寻常的结构和鼓舞人心的张力，表现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和富有戏剧性的描述。第一乐章感觉像一首幻想曲，几乎可以自成一部独立的作品。第二乐章是一首欢快的舞曲，有着相对比较轻快的情感温度，但是交响曲的最后两个乐章充分体现了柴科夫斯基总体规划的能力。第三乐章一开始时像一首谐谑曲，但后来变得越来越疯狂，直到听上去像是一个狂暴的军队入侵。随后就是绝妙的终曲，慢板乐章，在此，柴科夫斯基特有的“忧郁”商标逐渐变成了悲情的绝望释放。

最悲伤的终乐章

马勒《第九交响曲》（1909-1910）

马勒《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

在马勒创作这部交响曲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长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终乐章的性格，二十五分钟的慢板，是关于对死亡的接受和知晓其不可避免性。也许这只是这个乐章表达的一部分内容，此外它还诉说了更加令人痛苦的心酸往事。这是马勒对他死去的女儿的挽歌。当年，在马勒创作声乐套曲《亡儿之歌》时，他的妻子阿尔玛就认为这是对自己女儿的一种“预言”。几年后，阿尔玛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果然失去了一个女儿，马勒陷入了深深的愧疚。

在《第九交响曲》的终乐章中，音乐在绵长的、宽广的弦乐线条中哀悼，最低的巴松管与最高的长笛形成了完全空洞的对比性音乐，表现了马勒失去女儿后情感上的空虚。在交响曲总谱的最后一页，明显引用了来自《亡儿之歌》中一首讲述孩子升到天堂的歌曲旋律，大大加强了这部作品与他失去孩子之间的联系。在交响曲的末尾，音乐逐渐归为静谧，但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决心，体现出作曲家已然接纳了这个结果。

反法西斯战曲

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1941）

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第一乐章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在战争时期的演出情形可能是所有交响曲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了。在列宁格勒被纳粹德国围困的时期，作曲家先是逃出城，和莫斯科大剧院乐团一起在空袭警报中完成了《第七交响曲》的首演。五个月后，乐谱被装入战斗机，飞行员冒着被击落的风险将它投入列宁格勒。此时饿殍满城的列宁格勒已经凑不齐一支完整的乐队，首次排练时只来了二十个人，骨瘦如柴的指挥甚至挥不动指挥棒。仅经过一次十五分钟的排练后，《第七交响曲》在列宁格勒大剧场首演了，饥饿的人们从四处聚拢进来，在德军的隆隆炮声中，乐团完美地完成了演出。

本文原载自英国《卫报》2011年11月3日，作者为英国指挥家 Mark Elder。中文翻译转载自《音乐爱好者》2013年第9期，译者：金铃